编者按

　　11日晚，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政策网络宣讲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网络传播由中青在线承办。四位青年代表委员与现场300名大学生和各大网站青年网民进行了互动交流。中国移动公司的“手机新闻早晚报”于12日报道了此次活动。今天中国青年报刊发网络宣讲会上的精彩问答。

　　在90分钟的交流当中，网友提出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原因，四位青年代表委员无法一一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将把网友的问题整理、分类，带给代表委员，然后反馈给网友们。

　　3月11日，被很多年轻人视为“成功偶像”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纠正了人们关于他的一个错误认识。

　　当天，由邓中翰主持研发的中国首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星光一号”，度过了10周岁生日。10年里，邓中翰的“星光中国芯工程”不但结束了中国无“芯”历史，还将国产芯片卖给了三星、索尼、惠普、戴尔、联想、苹果等跨国企业，占有了全球PC图像输入领域超过一半的市场。

　　1999年通常被认为是邓中翰创业的起点——那一年，他从美国硅谷回到中关村，创办公司。

　　不过，在3月11日晚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政策宣讲会上，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与大学生、青年网民见面的邓中翰说，自己的创业起点不是1999年，而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

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

　　邓中翰说，跟很多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自己当年也是读大学时就向往创业，但这种感觉是“模模糊糊的”。

　　在团中央、中国科协等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研“挑战杯”竞赛上获奖，是他至今念念不忘的创业经历。那是1991年的第二届“挑战杯”，邓中翰当年是中国科技大学在校学生。

　　他说，自己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做科研，发表第一篇论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业”。

　　作为一名本科学生，邓中翰做实验需要用到昂贵的仪器，也需要老师的指导。他回忆说，很多时候就是趁老师有点空去请教，或者是老师下班以后，自己去“加点班”。这种小事在他看来很磨练人，使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去挖掘一些关键的人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我想说的就是——任何形式使得你能够独立，能够自主，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样一种行为我认为都是广义上的创业。”邓中翰说，创业就是创自己的事业，不一定就是要创立公司。

　　他说，这类身边小事，哪怕很小也值得尝试，尽管它不一定带来什么直接的、功利的回报。

　　这位成功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一点：从被动地在校园里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地寻找自己的未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自己只是比同龄人早迈出了一步。

　　所以，在“我与祖国共奋进”活动现场，面对网友关于“微创业”的提问时，邓中翰回答说，如果有创业的机会，哪怕是“微创业”，青年也应该多锻炼。这种创业实践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样创业的青年，整个市场也不会繁荣，大家都过得很平淡。如果我们青年大学生不去大胆尝试，做不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面貌的事情，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向前发展。”邓中翰鼓励大家说。

　　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严望佳，曾经接触过很多大学生。她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在大学里面能为将来创业做什么准备？

　　在她看来，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在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过程中，年轻人必须学会塑造一种性格，能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无私地提供支持和帮助，形成与别人共赢的一种合作的包容的态度。

　　严望佳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她当年学习了很多与数学相关的知识。很多人认为这没什么用处，可她觉得真的很有用，因为它训练了思维和逻辑能力。读大学时，她还尽量选修了与专业无关的课程，历史、政治、地理、天文……在讲座中，倾听人生感悟，为未来做积淀。

　　此外，她还建议多为同学服务。很多人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她却认为这是在锻炼领导力和沟通力。

　　“学习好只是大学里可以做的事情中的一项。重要的是，我们要积累自己的势能。”

拉车的时候要抬头看路

　　“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风险”，这是在场的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的忠告。

　　刘庆峰对大学生们说，如果不努力，人生就会走样。即便你找到工作，即便你当了CEO，你不努力，明天就会破产。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人要有风险意识，要有忧患意识，要知道下一步主要精力用在什么地方。

　　他说，最关键是要有“自知”，知道自己怎样发展，才能积累能量。

　　有网友提问说，不少企业总以没有实践经验为借口，拒绝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刘庆峰这样提醒大家，在校大学生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把学习弄好，学有余力再做社会实践。

　　他用武侠小说中的语句做比喻：社会实践相当于花拳绣腿，自己内在的积累，比如数学、物理、英语、计算机知识属于内功，没有内功，再好的招数也不灵。

　　刘庆峰不是没吃过创业的苦头。

　　他的公司也是在1999年创办的。如同所有没有走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一样，他当时“以为天下就在脚下，很快可以做到100亿、1000亿”。

　　1992年，刘庆峰还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时，就希望“让计算机像人一样开口说话”。

　　创业第一天，刘庆峰立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们要做到语音技术方面最好的。

　　行业竞争形势当时是这样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首任院长李开复是语音专家，IBM早在1997年就在中国设立语音研究基地，摩托罗拉在上海建成了语音研究基地——这些地方招收了中国几乎最优秀的学生。

　　因为拥有很好的创业规划和设计，科大讯飞很快融资300万元。半年之后，又招来风险投资投资3000万元。当时正值网络泡沫时代，刘庆峰和创业伙伴们雄心勃勃。

　　可是，一个新的设想变成技术，变成产品的过程比想象要难得多，也长得多。

　　创业第一年，刘庆峰连年终奖都发不出来，他不得不借钱给大家发工资。

　　下一年，在公司的年终大会上，刘庆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提出一个口号：让所有关心我们的社会力量、所有的创业者“回到辛苦创业的状态上来”。

　　就这样，到2004年公司实现盈亏平衡，此前的五年一直在亏损。

　　因为做语音技术需要很多录音，所以要请播音员。刘庆峰至今还记得，公司当时聘请过一个女实习生。刚来参加课题组时，这名女生特别兴奋，自豪地告诉家里人，自己是到中国科技大学做国家“863计划”高科技项目。第一天报到时，家人很隆重，特地派叔叔开车送她来上班。

　　然而两天之后的中午，这个实习生跟大家一起，在偏僻的乡下做研究，连饭桌都没有，只能蹲在地上吃饭，她有点怀疑了：“我怎么感觉不是在科大做科研，而是感觉和农民工在一起啊？”

　　2004年，刘庆峰那些在大公司任职的同班同学，年薪已经到了50万甚至上百万，而科大讯飞这帮创业者还拿着每月两三千元的工资。

　　连公司的大股东都看不下去了，建议他们多拿一点工资。刘庆峰回答得很干脆：我们不多拿，要拿就拿我们自己创造的价值。

　　2008年，科大讯飞公司上市，缔造了一批“千万富翁”。刘庆峰实现了当初的诺言：“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如今，刘庆峰很庆幸自己的坚持。当时，虽然公司在不断亏损，但是技术却不断进步。他在行业中不断整合资源，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产业的前景。他不停地问自己：语音前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核心竞争力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这位过来人对大学生们说：创业最关键的，就是从第一天就要设立清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要学会低头，拉车的时候要抬头看路，这样才能不断调整节奏，不断鼓舞士气。

困难是一个阶段，不会是永远

　　在“我与祖国共奋进”形势政策宣讲会现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刘思亮站起身来，将问题提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凯。

　　刘思亮十分关注大学生当中的“公务员热”现象。国家最新规定，除了特殊部门之外，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均要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他希望听到陈凯委员的解读。

　　陈凯告诉他，学生首先积累基层工作经验，然后再到国家机关工作，对自身是有帮助的。了解基层情况，就会避免出现人们常说的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单位门的“三门干部”的缺陷。

　　“我是1997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先到企业工作，然后到机关单位工作的。我觉得还是不要为刚毕业不能马上进入政府工作而失落。”陈凯说。

　　陈凯最早不是从事共青团工作的。1997年博士毕业后，陈凯来到了上海的一家国有计算机公司，做过市场营销，做过技术，也做过管理，2003年才因工作需要到了共青团岗位。

　　如今社会上有种说法，大学生学历“不值钱啦”，拿的工资比农民工还低。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一名网友就这样提问，如今社会上很多人把大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大学生在外打工，辛苦一个月却只能赚到很少的钱，这种现象能改变吗？

　　还有一位困惑的大学生在网上问：“我今年大四，正在找工作，现在的待遇不高，好像还没农民工挣得多！毕业后面临着买房子，可房价又贵！我该怎么办？”

　　陈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解答。他对在场的大学生们说，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第一份工资有多少，因为低到“说了大家就会笑”。那时，他经常一个人背着打印机和计算机满大街跑。

　　“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适不适合创业，或者找工作难，我自己走过来有一条感受，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哪怕你是做一个前台，我觉得都要把它做得最好。”

　　他还建议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期望值降得低一点，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防御”，先进了门，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同，不断发展。“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能够有一份工作，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努力去尝试看看到底能走多远。”

　　对此，如今身价不菲的严望佳也有同感。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穷学生。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是她现实的选择。那时，严望佳找了一份工作，相当于搬运工：在卖食品的小车上，帮人搬运方便面、豆腐包，一小时的报酬是4美元。

　　如今，严望佳形容自己当初“太可怜了”，可是她并不自卑。因为她知道，搬运工是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但绝不会是永远。

你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当刘庆峰还是在校学生时，经常参加各类论坛。他密切地关注整个国家和行业发展的大态势，并据此判断自己未来的方向，到底是科研、就业还是创业。

　　因此，今天的刘庆峰格外愿意参加“我与祖国共奋进”这样的活动。他告诉同学们，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以人均指标计算，依然落后。尤其是过去30年，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国家。

　　他说，国家要想在下一个五年继续进步，第一，是依靠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一定要靠青年创业。因为没有年轻人的创业，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竞争，关键就是看在全球它有多少标杆意义和有影响力的高科技公司。”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微软，没有英特尔，没有波音，美国就不是美国。“所以中国一定需要这样一批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所以未来中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决定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全世界所处的层次。”

　　当年刘庆峰毕业时，原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他也希望到世界一流的名校拿下博士学位后再创业，那时眼界会更开阔，语言会更流利。

　　但是，“时代的机遇决定了你怎么做”。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语音技术已经做得非常好，有一个十几人的团队，有科大的支持。如果继续做下去，可以趁势把产业做大；如果出国再回国，也许就永远丧失了机会。

　　刘庆峰选择留下。不仅如此，一些原本准备出国的同学，也被他“忽悠”，留了下来。他是这样游说创业伙伴的：看看我们语音产业如此广阔的前景，中国会成为语音产业的龙头；再看看我们中国已经被掐住了龙头！

　　刘庆峰一直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科技创新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未来的民族科技企业家应该是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民族英雄。

　　陈凯委员认为，当代青年怎么与祖国共奋进？作为个体来讲，就是立足自己的岗位把工作做好。不管在什么岗位，都应把它看成是一个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平台。

　　严望佳说，“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在实现转变中会有很大作为，在每个国家的大作为里面，都需要大量人才的“小作为”。她说，目前的创业和就业环境，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打开了很多扇门，这是值得期待的。

　　今年，邓中翰代表在“两会”上向国家提了一个关于鼓励自主创新的建议，有30多位代表联名签字。其中一个具体的建议是，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年轻人创业时，能将产权变成一种股权。

　　他个人的成功，就得益于这一点。1999年，当他来到北京中关村，发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将无形资产注册成为股本，后来经过国家各个方面的支持，他的公司在创始人无形资产入股、员工持股、溢价融资等方面，都成了当时中关村的第一家。

　　这位与国家一同成长并从中受益的青年创业领袖感慨地说，自己的成功可能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务实地解决自己的学业、生活和工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相信中国，要相信这个时代，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命运和运气。“我们一定一代比一代强，我们大家所面临的未来和理想都会更加的灿烂。”（中国青年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陈凤莉　摄影：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建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