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肇星同志用生动风趣的语言与大家做了愉快的交流，也让我们有幸目睹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久负盛名的“诗人外交家”、“铁嘴外交家”的风采。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肇星同志体现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很强的历史感和系统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成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启迪和收获。可以说，今天由全国青联海外界别委员会和科技界别委员会组织的这场报告会开得很好，很有意义。

　　就我个人而言，对肇星同志报告感触最深的是他那份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正如他在《给燕子》一诗中所写：“把名利看得很轻，所以能高高地翱翔天空。把使命看得很重，所以要稳稳落在百姓家中”。我想，这两句诗正是对肇星同志40多年外交生涯的真实写照。

　　肇星同志的报告涉及很多领域和话题，并要求年轻干部要学会抓重点。下面，我想结合肇星同志报告中的若干重点问题，对我国外交事业发展谈几点认识和理解，与大家交流。

　　第一，从报告中涉及到的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安全困境”又称为“霍布斯恐惧困境”，是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种“流行病”。它主要是指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之间由于缺乏相互信任和彼此猜疑，各自为了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反而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感下降甚至普遍缺失。比如，军备竞赛就是“安全困境”的典型例证。大家知道，“世界多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如何有效解决“多极化”条件下的“集体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需要世界各国协商应对、共同努力。但是，少数西方国家偏偏以“安全困境”为借口，极力否定“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潮流，抛出“世界警察”理论，鼓吹只有建立“单极化世界”，消除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才能消除“安全困境”。这一论调具有一定的蒙蔽性，甚至得到了部分处在地区“安全困境”中的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针对“安全困境”，我国外交战线坚定坚持和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充分发挥联合国作用、构建区域性合作组织、增强双边和多边政治互信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探索构建“多极化”条件下的集体安全机制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以事实有力回击了“多极世界不安全”的观点。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前天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告别了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首次承认美国需要与各国协调行动，可以算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信号。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成熟的、可普遍推广的集体安全模式，彻底化解“多极化”格局下的“安全困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从报告中涉及到的捍卫国家主权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主权困境”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外交上面临的现实挑战。捍卫国家主权，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策略。大家知道，自《威斯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国家主权”一直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元素。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世界共同市场的兴起，一些超国家组织的管辖范围逐步扩大，全球共通的标准和规则不断出现，各国也在陆续“让渡”出一些主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共享。比如，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就需要让渡出部分“关税制订权”。但这些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却被部分人误读为传统国家主权与“全球化”浪潮是矛盾的，是不适应的，终将消失，进而各种“主权过时论”、“主权弱化论”、“民族国家模糊论”等在理论界、实务界大行其道。部分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不触及自己主权的情况下，将这些论调和“全球化”捆绑在一起推销，动辄打着“全球化”、“人权”等旗号横加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外交战线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又积极灵活地参与各类国际事务，并善于通过国际规则确认和捍卫国家主权，为破解“主权困境”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第三，从报告中涉及到的国与国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肇星同志今天在报告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由我国率先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也明文写在大量国际条约上。但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使自身权利，面对着“平等困境”。比如，在国际金融领域，现有金融秩序本质上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体现其意愿和利益需要的旧秩序，很不合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重要制订者，其内部议事、投票规则有很大缺陷。前不久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与会嘉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了强烈抨击，认为目前该组织的投票权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欧美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在这一方面，我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从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到最近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重新分配，都可以看到我国卓有成效的努力，可以说为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关系旧秩序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根本改变，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和逐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

　　第四，从报告中涉及到的发展环境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认同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家知道，在西方的语境中，“大国崛起”往往是一个与战争和动荡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这和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均势”思维有关。“均势”思维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核心观点是，相互均衡的实力现状是维持和平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实力增强，都会打破均衡，破坏和平，导致动荡。纵观欧洲近现代史，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崛起，无一例外。因此，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但凡大国崛起，都会伴随战争。在著名学者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忧虑。这种思维给我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使新兴国家既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又要考虑如何让世界接受、得到世界认可。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若干重大事件中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新兴国家破除“身份认同困境”、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西方社会对新兴国家的隔阂是深层次、多因素的，解决这一问题，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付出不懈努力。

　　第五，从报告中涉及到的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问题，我们可以认识到，新中国外交在应对国际关系中的“后发困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这里讲的“后发困境”一词借鉴了经济学中“后发优势”的概念，是指发展中国家因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而在国际事务中面临的难题。大家知道，本周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是有史以来关于气候问题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标志着“气候外交”已经从外交舞台的边缘地带走进了中心区域，成为重要议题。在“气候外交”中，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困境”尤为突出。发达国家在通过高排放、高耗能实现了自身工业化之后，反过来以保护环境为由，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在这一领域，我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一方面，我们顺应保护地球环境的大势，积极承担“共同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科学、明确地指出，发达国家应当对其发展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负责，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强调“有区别的责任”。我注意到，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胡锦涛主席讲话的重点之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目前，在“气候外交”中，我国提出的“历史累计排放量”概念，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发达国家无理要求的重要武器，我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是超出“气候外交”领域，成为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博弈的重要准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由客观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后发困境”将在一定时期内伴随着我们。比如，在今天开幕的匹兹堡峰会上，美国又提出了“经济再平衡”的论点，企图借机推卸金融危机的责任。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化“后发困境”为“后发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外交工作实践来看，国和国之间友好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少年。这些年来，全国青联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和部署，在包括肇星同志在内的外交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有规模、有深度地开展了一系列青少年对外交流活动，在民间交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座的一些委员长期工作生活在海外，对世界事务和我国外交有着更全面的观察角度、更直接的接触了解和更深刻的感受体会。希望大家今后更加关心和支持青少年对外交流工作，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肇星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11月6日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