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中科院参加今天的活动。众所周知，中科院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队”和“主阵地”。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新中国每一项令人热血沸腾、扬眉吐气的重大科技成就，都铭刻着中科院的名字。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科院共青团和青联组织一直在我国青年工作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优秀青年典型培养方面，还是在青年活动开展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全国青联发展的各个时期，一大批中科院人活跃在青联的大舞台上，为青联事业发展贡献着青春、智慧和力量。可以说，中科院和全国青联有着不解之缘。

　　刚才，克拉姆里克先生和张旭廷先生分别为我们作了精彩的演讲。他们俩儿都是该领域的一流专家，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据我所知，克拉姆里克先生是美国硅谷资历最深的科技投资家，被业内称为“科技风险投资之王”；张旭廷先生曾协助华为公司打赢了与思科的知识产权侵权案，在国内外名动一时。两位顶尖高手的现场讲解，使我们深受启迪。

　　今天讲座的两个主题虽然处在不同的领域，但贯穿着同一条主线，即科技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我认为，这一融合顺应了人类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科技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人类科技发展的轨迹可以用“分分合合”这四个字来形容。第一个“分”，是指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大家知道，古代的科技知识长期附属于充满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在五世纪左右，科学开始与哲学分家，科学的重心开始从“形而上”和“永恒”转移到日常生活。第二个“分”，是指科学与神学的分离。在中世纪，科学一直是神学的分支，服从并服务于神学的世界观。在十六世纪左右，以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一书出版为标志，自然科学开始逐步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第一个“合”，是指科学与民族国家的结合。以十八世纪的德国为标志，科学事业正式成为国家举办的事业，摆脱了“业余”和“无组织”的状态，进入了大协作大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个“合”，是指科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大规模的科技活动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紧密相连的。第一、二、三次工业（科技）革命都是首先发生在当时市场经济制度最为完备的国家。而在这第二个“合”的过程中，科技已经先后经历了与贸易结合、与制造业结合等“二级阶段”，如今，正在迅速进入与金融结合的新阶段。

　　不容否认，科技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特别是与现代金融业的结合，使自己获得了发展的“加速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比如，北京中关村地区就可以说是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地标式成果。但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尽管当前科技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是热点话题，大势所趋，我自己也很认可这一方向，但我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单向度”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应在看到大量“利好”因素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瓶颈”制约，需要解决一些难题。

　　第一，如何防控天然性风险

　　大家知道，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天生都是“偏不确定性”的事物。两者相结合，实质上是将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叠加在一起，风险概率加大。这一点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统计表明，从2001年至今，立足于高科技产业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平均波动幅度为18%，而立足于传统产业的标普500指数同期波动幅度只有10%，差距悬殊。再比如，在我国科技风险投资领域，成功率一直不高，毕竟，像克拉姆里克先生这样经验丰富的高手还是屈指可数。我看到一组数据，去年我国国内风险投资公司最终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退出投资对象的比例达20%，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很多人将国内高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成功率不高归因于外部制度、政策不完善，但我认为，这一领域天然的“高风险性”才是首要原因。因此，在为科技创新提供社会化资源供给的同时，如何有效控制风险，需要我们科技、金融领域的工作者作出共同努力。

　　第二，如何突破工具性困境

　　这一困境大多产生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过程中。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上，科技产业在运用现代金融工具有效融资的同时，也受到现代金融工具过度衍生的负面影响。比如，知识产权证券化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深化，正在国外逐步扩展。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种“杠杆化工具”，这种融资手段是高效率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和资产证券化同样的隐患。尤其是在大量“杠杆化工具”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内金融界关于“杠杆化”与“去杠杆化”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而对我们国内科技产业而言，对金融“杠杆化工具”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运用还不太熟悉，在以后的融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杠杆化”、“杠杆化”保持在什么样一个“度”，都是远远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

　　第三，如何化解制度性悖论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产权清晰。确立并保护知识产权是科技活动融入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面临着一场悖论，即旨在保护科技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却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和转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知识资产作为公共物品，其边际成本为零。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资产私有化，实际上是增加了商品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或推广。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在2003年“非典”和今年甲型流感传播期间，国际制药巨头罗氏公司坚持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拒不转让特效药“达菲”的生产权，受到国际舆论谴责。平心而论，这场风波的根源不在罗氏公司，它也是按一定规则行事的，关键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在矛盾上。因此，如何设计变革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对科技创新积极性和科技传播便利性的均衡保护，是各个国家特别是我国这样迫切需要广泛普及科技成果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四，如何避免价值性异化

　　科技有科技的伦理，市场有市场的逻辑。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给科技的本质目标带来了被异化的危险。大家知道，服务于人类发展是一切科技创新的根本宗旨。但在市场环境中，在资本的驱动下，技术创新首先接受的是来自市场主体的过滤。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对技术进行自主选择。促进怎样的技术创新,新技术应用于什么样的领域,怎样应用新技术,都要受到市场主体的强力影响。大家知道，喷气式飞机的技术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已成熟定型。但由于这一新技术威胁到当时大量使用螺旋桨飞机的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严重阻碍，迟迟不能投入民用航空领域，足足拖了二十余年。可以说，在这种背景下，科技创新的价值已经被资本的力量严重扭曲了。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如何能够既依赖于市场的资源供给,又超出于市场主体的利益之争，是人类迟迟未能解决的一道难题。

　　以上是我一些粗浅的认识和思考。在座诸位都是全国青联特别是科技界别的杰出青年人才。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研究这些领域的问题，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现代学科领域正呈现出三大趋势，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就是高度综合与高度分化协同发展。希望全国青联秘书处和各个界别进一步组织开展好活动，为青联委员们提供一个横跨学科、综合观察的学习交流平台。

　　再过3个多月，中科院将迎来60岁的生日。在此，我预祝中科院生日快乐！祝中科院和在座各位朋友的事业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