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力求真实的统计在政绩出官体制下，被动地处于火山口的尴尬境地上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青的官员加学者身份让他近年来成为全国两会媒体报道的焦点。

今年更是如此。“今年两会，3月8日之前代表们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统计。”在湖北省统计局办公室内，叶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对房价涨幅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其实，不仅仅是房价，地方GDP之和大大高出全国核算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统计范围太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反映实际失业率等，都让老百姓对统计数据心生迷雾。“2009年全国房价1.5%的涨幅指数，是公众质疑统计数据公信力的一个触发点。”

为什么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社会对统计数据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对统计数据的依赖越来越重，但公众对数字的满意度却并不高，而且质疑之声不断？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调研从叶青开始。

 “难堪”的国家承诺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在变化，但30年来任何一个省，少有出现GDP负增长的年份，只有2009年上半年山西出现了负增长。山西省还因统计数真实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关于GDP，我们5年前10年前的水分挤干净了吗？”谈到GDP，即便作为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心存疑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缩写。在统计上大体有两个通用的指标可以反映生产成果。一是总产值，二是增加值。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所有生产成果。

 “因为挤水分不仅仅是数据的增减，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任领导挤水分，就意味着其在任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增速会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前任很有可能升至现任上一级的情况下，现任不敢挤，也没有动力去挤。”在叶青看来，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挨家挨户地毯式的调查，可以挤掉一部分水分，“而且越早越好”。

湖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动用了8万左右的人力。“花费人力财力就是要把数字搞准”，但让叶青比较不习惯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以国家的名义郑重承诺，对企业所报数据保密，不会告知别的部门，比如税务部门。”对外只公布总数，不公布各个企业的数字。“到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依旧这样对企业承诺。这非常难堪，希望在将来可以不作这样的承诺。”

即便有这样的承诺，也有学者对普查数据到底有多真实表示怀疑。“核算GDP所需的基础数据相当多，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大面积的调查，如果一部分数据不真实，结果反而不如非普查年度的核算数据来得准确。”

“申报表格过多过于复杂，不同部门都有不同的表格。另外，由调查方申报数据往往会有偏差，或者故意错报，但是复查的成本又过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担心。

 “普查是一次全面的清查，采集的方式跟常规数据不一样，应该说普查数据更准一点。国家对普查数据也是认可的，明确要求普查年份以普查数据为准。”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对本刊记者表示。

中国的GDP核算始于1985年。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所以，为什么能在经济普查的时候把家底摸清，就是借统计指标很全面、单位也全面的机会，把各个行业的增加值算出来，便于按收入法核算部分行业的GDP。”湖北某市统计局参与经济普查的统计人员告诉记者，在非普查年份，季度核算主要是通过经济普查底数作为基数，按照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指标进行推算的，这就有一定的误差，需要普查数据来修订。

在这位统计人员看来，各省GDP加起来大于全国的总数，区县GDP的数据加起来大于全市的总数是正常的。现在经济活动非常复杂，生产经营地和登记注册地不一致的情况很多，为招商引资地方付出了很多心血，产值当然竭力想要算在当地，但作为注册地按属地原则也应该要计入这部分产值。

以这位统计员所在的市为例，市政府专门召开过一个会议，决定对发生在该市区县一级的上述情况按两方都算进行处理。“所以，对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都算，而全市上报的时候就剔除重复，只算一次。因此，有时我们需要做两套表。”这位统计人员表示。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在统计中不但竭力“用足”、“算足”数据，甚至不惜添加其他“水分”，以至影响到GDP的准确度。对此，上述统计人员表示，“现在湖北省对市里也有所限制，要求各区县的经济总量不能超过全市的0.5%，GDP增速不能超过0.3%。” [typage]

权力对数字的影响呈逆向

 “你们怎么对GDP这么感兴趣？”中部某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对于本刊记者关于GDP的疑问，笑着反问。掌管着有“统计的龙头”之称的核算处，对于国家统计局正在积极部署的GDP下算一级工作，他表示，“目前应该说具备了下算一级的条件，但下算以后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各个地方都说自己的数被算低了，天天来找你。”

 事实上，这位处长的担心，在国家统计局层面已经发生。在GDP核算制度由之前的“审算结合”过渡到当前的“下管一级”之后，柯惠新告诉记者，就出现了各个省都来跑数字的情况。这个省算了又算，提高了1%。那一个省就不干了，也要求提高多少。“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考虑的。”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些地方，个别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还存在对统计数据进行行政干预的问题。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准确数据，迟报、漏报甚至是拒报统计资料。叶青告诉记者，大约5到10年前，他听过的典型故事是：年末，某县县长把重要部门的负责同志召集在一间房子里，一块凑数字。应该说，“这种做法现在比较困难，因为县一级的GDP由地市来算，这不是县长、书记想要什么数据就可以要到的。”但叶青也坦言，他担心领导干部控制不了GDP总数，不排除他们“未雨绸缪”深化到GDP构成数，即让企业的数字报大一点，这样的做法隐蔽性更大。

 “领导权力对数字的影响是呈逆向趋势的”，叶青指出，“表现最强烈的是乡镇、县、街道这一级。他们直接管企业，很关心数字的增长幅度。为和别的乡镇作比较，有动力去修改。”

乡镇的统计力量本身又是相对薄弱的。这种情形在采访中被基层统计人员形容为倒金字塔结构。“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任务繁多的乡镇统计部门，通常只有3到6个人，一般叫统计站，挂在经发局下。受编制影响，为降低成本，经常是发改、统计、物价三个部门放在一起，有可能搞统计的就两三个人。面对区里众多企业，根本就顾不过来。

在湖北这个中部省份的一些市县，统计调查队伍自身的体制没有理顺，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统计工作的稳定开展。某市统计局综合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所在市的调查队原来是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随着国家调查总队的成立，现在升格为与统计局平级，承担原来城市调查和企业调查的任务，但农业的调查任务是由调查队和统计局两边共同承担的。“这对地方来说很难，国家没有明确业务到底分在哪里。调查队在属于市统计局的二级单位的时候，属于事业编制，一些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的身份却干着统计局这边的活。改革之后，调查队编制的人员就理所应当地到调查队工作，原本干的统计局的工作就出现了人手不够的局面。”

杨科长告诉记者，不但是乡镇，一般县一级的统计部门编制也非常紧张。十几个人，“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人员、司机、后勤，真正在业务岗位上的人员并不多。

“统计的地位虽然提高了，领导干部讲话、汇报材料、政府办、党委办日常的工作都离不开数据，但作为基层统计部门领导，犹如被放在一个火山口上。一边是统计数据的真实、一边是政绩，必须要拿捏好分寸，走好钢丝。”一位刚赴任某市统计局不久的局长，不愿过多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说了上面这段话。[typage]

被低估之嫌

即便是被媒体诟病为“虚高”乃至“虚假”的地方GDP数字，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些中部省区表示，其实仍有保守的成分。“比如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按照我们自己的核算超过20%，但从国家到省一级一级核算下来，我们的数字最后是15%左右”。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服务业统计水平参差不齐。”在叶青看来，这是近年来地区与国家GDP数据产生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核算GDP时，从各个角度评估主要基础数据，特别是利用税收、用电量、货运周转量等相关指标对地区GDP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要作适当修正（多数是下调）。而各地区在核算GDP时，虽然也进行评估，但修正时掌握的尺度一般比国家的要宽松。”叶青认为，但“应该看到，有的地方数据宽松，也有地方是瞒报数据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去采用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前苏联的核算体系，直到1992年，才全面采用联合国公布的SNA核算体系。这一年的1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也称中国新核算体系。随即在8月，公布了实施通知，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并开始编制经济循环账户和资产负债表。

但是，对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一直保持着“优势”。尤其是农业，按业内的说法是“农口数据是中国最可靠的数据，质量最高”。

相应的是三产的统计非常薄弱。“服务业有被低估的嫌疑。”在中部省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断听到此种说法。

三产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餐饮、金融、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核算主要根据相关指标。比如交通运输，在基数之上，再将交通运输总周转量（这其中涉及公路、水路、航空、铁路等，按一定比例来折算），按一定的发展速度来核算，批发零售则根据零售额的发展速度进行核算。三产中有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他们有盈利，应该算增加值，但往往统计不上来。在非普查年度，三产的数据主要是资质以上、限额以上企业上报的数据。“抓住普查的机会，一次性地把平时很难统计到的，特别是像规模比较小的服务行业资料统计上来。现在经济普查每五年做一次，这对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大有裨益。”湖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彭主任指出。[typage]

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数字

北京市某城区统计局商业科的李江（化名）尽管每月会和3000多家企业的商业数据打交道，这些数据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础数据的小小组成部分，但他接触不到GDP核算。“我们区的GDP数据是由市局给我们的。因为报表是按照法人来报的，一些跨地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在全国都有产业活动单位，那么不能把数据全部算到我们区，所以北京市在统计的时候会根据产业进行调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报给国家，同时再分配给各个区。像商业的零售额是每个月给各个区下发，而GDP的数据是按照季度下发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还要对数据进行审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可能出错，把数据库全部导出来，然后编程，把有错误的数据筛选出来。“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个错误，因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业入账也有问题，只有在年底的时候才会入账，所以到了年底一个营业周期才结束，而它的营业额数据也上去了；有的企业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数据就会很大，季度上就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于社会对统计数据的质疑，李江表示，他力争确保他管辖的数据及时准确上报，但“方法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这应该是国家统计局考虑的。方法都是他们定，然后对市局培训，市局再对我们培训，然后我们再对企业培训”。

在中部省区的采访中，市级统计局的统计人员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层面，会考虑制度方法的问题，在他们这一级更多地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去执行。该局综合科马科长告诉记者，面对社会公众对统计数据的不认同，“可以解释数据来源的就解释，而不能解释来源的就解释为方法制度的原因”。

饱受诟病的人均收入指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临制度方法不合时宜的情况。据基层的统计工作人员反映，按现有统计制度，一个县的统计样本户，城乡都是100户，但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样本户数量过少，而且城镇农村的二分法也难以准确反映群众的收入状况。这样算出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够。

“有时候为了保持数据的稳定，难以修改统计方法”，但柯惠新建议，为了既照顾到可比性又适应现实的变化，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指数。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时会面临责的困难，叶青以服务业的产值统计为例，“由于目前国内对其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基本靠各级政府推算。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准确。”(记者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