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四朵，单表一枝。通读《办法》全文，印象最深的，就是《办法》凸显了“民意”在干部任用中的地位和作用。“群众反映强烈”、“群众举报”、“新闻媒体反映”、“群众满意度”等字眼频频闪现，后面都有与之相应的调查和问责程序。尤其是第九条规定：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

  这样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统筹兼顾、民主公开的政策导向。既有组织任命，又看群众意见；既有内部监督，又有社会监督，尤其是将“群众满不满意”与“干部能不能上”直接联系起来，并作出了相应的问责规定，这就从源头上增强了民意对干部任命的监督力，也使民意对干部的政治前途有了更为有效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是睿智的。干部素质怎么样，政绩好不好，能干不能干，清廉不清廉，老百姓的意见最中肯，老百姓的评价最有说服力。把民意力量引入干部任用程序，不仅可以识英才，辨良才，更可以堵庸才，去坏才，尤其是有效防止“带病上岗”、“边腐边升“现象发生，进一步保障干部队伍的质量，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中，发挥群众评议功能、通过公示征求群众意见等做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办法》的相关规定则让人看到了改革成果的发展和制度化。

  从长远看，民意影响干部前途，不仅体现在任前，也体现在上任之后。与干部任用类似，近年来在政绩考核方面，群众评价的分量也在不断加重。在这样的政策和制度导向下，干部既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有利于他们摆正自己的位置，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在理念上回归执政为民的本位，在政绩观上走出唯GDP马首是瞻的误区，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而反观现实，《办法》的出台更有针对性。近年来，干群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其中，固然有一些官员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淡化的原因，而在用人方面，“重组织、重上级、轻民意”的办法和做法一直存在，甚至成为风气，使干部的政治前途和群众评价未能有效挂钩，群众意见不能对干部的政治表现真正“打分”，导致一些人逐渐形成了“只对上面负责、不管下面死活”的错误权力观和政绩观，在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激化了矛盾。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倾向，实际上是把党和政府利益与群众利益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干工作就是大造“显绩”以吸引上级眼球，对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事关百姓利益的“潜绩”则淡漠忽视，公仆角色颠倒，对人民群众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关爱之情、服务之责，甚至与民争利，引发冲突。从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你到底代表谁说话”的骄横雷语，到野蛮拆迁引起的系列自焚悲剧，再到近期“茶杯门”、“掌掴门”事件中，一些公职人员发威虐民的粗暴行径，都有这种不良倾向的反映。

  《办法》出台后，社会各界不乏好评，更不乏深切期待。正如温总理日前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健全制度很重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更为重要。只有让《办法》的二十条“铁令”令出如山，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硬杠杠”、“高压线”，干部队伍才会更加人才辈出，干部做事才会真正眼光“向下”，为国为民好好干一番事业。（詹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