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女委员们纷纷接到男委员们提前送来的节日祝福，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中新社发 汤彦俊 摄

  女性高官比例逐年提高,但我国女性参政结构上,“三多三少”问题依然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性别歧视、生育成本、家庭矛盾甚至穿衣打扮让不少女性官员头顶“玻璃天花板”,上升路受阻

  有学者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提高女性从政比例,保障妇女权益

  编者按

  半个多世纪前,妇女的话事权仅仅只限在厨房。而如今,她们不仅在家庭里和单位上争取着平等地位,还有许多女性走上领导岗位、积极参政议政。女性从政,成为男女平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三八”妇女节100周年来临之际,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发展问题再度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活跃在政坛的女性高官,她们的际遇与心路,更具时代意义。

  以参加全国“两会”庆“三八”女代表笑称既特别又光荣

  女人大代表比例有望提高到25%

  “这么多年来,我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是在北京开会度过的。参加人大会议审议国家总理所作的政府报告,以这种独特的形式来庆祝三八,感到既特别又光荣。”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笑着跟记者说。

  “不是我自夸,人大代表里的女代表都是特别细致和认真的。你看看在分组讨论现场,带着电脑,精心准备发言稿的,都是女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市委会主委、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说,多年来的“三八节”都是在两会会期中度过,难免有点遗憾,但是在今年国际妇女节1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她又分外期待将有什么特殊的庆祝方式。[typage]

昨日,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团第二组的分组讨论中,女代表们的声音分外响亮。“你看专门把电脑搬到会场来的女代表就比男代表多,她们准备议案特别认真。”

  “近年来在人大代表中,女代表的数量越来越多,过去是22%,明天听取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中就把女代表的比例提高到25%,这也是我多年来参与呼吁的。我估计,将来这个比例还要再提高。而且我发现,被选上人大代表的女性特别具有荣誉感和责任感,你从她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邱玫说。

  邱玫还开玩笑说,今天是女代表们的节日,她们肯定都会盛装参会,“新时代的女性追求外在美和内在美统一。”

  厅官“四朵金花”为女性从政支招

  李妙娟、招玉芳、罗远芳、陈敏……这几位厅级女干部,在广东代表团中格外引人注目,而她们在会上眼光敏锐而独到的发言,也常常令与会者折服。昨日,几位女厅长也毫不回避地与记者谈论起了“女性从政”这一话题。

  李妙娟: 踏实打好每一份工

  “作为女性,我并不是有意从政,年轻的时候‘一颗红心’,刚好分配到企业工作,并一路从企业到机关,都是组织的安排。我只是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份工作。”李妙娟很坦诚地跟记者说。

  她说,无论是下乡当知青、到企业还是机关,她只是尽职尽责,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发改委主任这个岗位确实非常重要,既然组织上信任,也得到干部职工的支持,我必须全力以赴。” [typage]

李妙娟说:“女性从政确实有困难之处,不能像男同志那么潇洒,要兼顾家庭和小孩。但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必须以工作为重,好在我有很好的团队,单位的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以非常坦诚的态度对待工作,大家都愿意支持和帮助你做好每一件事。我想这也是作为女性从政的优势吧。”

  罗远芳: 比男性更努力,一旦出成绩就更易获肯定

  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省教育厅巡视员,罗远芳也说,一开始并没想到从政。“我是学工科的,又是党外人士,本来女性就少。到教育厅工作后,面对的群体都是大学校长、教授,也是男性多女性少。但在工作中,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过多想着自己是女性,潜意识里需要别人的关照。要有不服输、不服弱的精神。”罗远芳说,女性在工作中要发挥思路慎密、更有耐心的优势,坚韧不拔,保持不断学习进取的劲头,努力开拓视野和眼界。“正因为女性在工作中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所以一旦把事情做好了,也更容易获得肯定。”

  罗远芳认为,关键是做好角色定位和沟通,争取别人的支持。“我们在工作中也会碰到很多困难,但女性一定要自立自信自强自尊,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修养和知识面,不能落伍于时代,要努力脱颖而出。”

  罗远芳说,在平时的工作中,她也经常注意观察身边的男领导、男科学家,从中获得启发和帮助,而他们也会从她身上获得启发,双方互相学习。“假如说社会上是男女各半,那么女代表的比例还是偏少的,相对而言,负的责任和担子其实更重。女代表更要做好本职工作。”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吴哲谢苗枫 徐林郑佳欣周志坤

  宋庆龄、邓颖超、吴仪、彭珮云、顾秀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女领导以其独特的魄力和魅力,成为共和国政坛上的“铿锵玫瑰”。高层女性领导不断脱颖而出,显示当今女性参与国家政务活动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深。据统计,目前我国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中国女市长总数超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注:含副职)。[typage]

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中国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女性从政之路依然不平坦,来自传统的、世俗的、社会的、家庭的等方面的沟沟坎坎横在眼前,女性的升迁仍头顶着“玻璃天花板”。在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数十位女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诉说着相似的“烦恼”:女强人是一个令女性避之不及的名词；选拔女干部在不少地方成为充数之举,始终难以坐上正职；女干部如果性格张扬、穿戴入时,就会被说成是花瓶；不少女领导“后院起火”,婚姻关系不稳……

  问政调研  参政议政列入女性期待前十

  “我最佩服的女领导是吴仪。她有魄力、敢担当,拿得起放得下。具有领导干部的果断、干练、泼辣,但又有女性的柔和、细腻。”一位不愿具名的女性厅级干部说。

  去年,在省妇联对广东妇女十大期待调查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育不再成为职业发展障碍,以及女性有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均列入前十位。

  近年来,我国女性参政总体上呈上升态势。根据国务院网站资料显示,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她们是刘延东、乌云其木格、陈至立、严隽琪、张梅颖、张榕明、林文漪、王志珍。

  在国务院的28个组成部门中,有3个女部长(分别任职监察部、司法部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我国目前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注:含副职),各级女市长超过670人,女干部队伍1500多万人。在广东省,省市两级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率达到53%。全省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41%,比2000年提高5个百分点。

  如今,越来越多女性走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政治文明的新风貌。无论是女厅长、女书记、女市长,还是女人大代表、女政协委员,中国女性从政、参政比例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认为,这不仅说明女性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说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程正在加快。[typage]

但是,情况并非数字上看来那么乐观。与国际妇女参政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有限。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说:“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极难够得到。我希望,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能关注这件事关妇女发展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广东某市检察院的一位女性副院长也说:“我多年工作兢兢业业,年年评优秀,事事敢闯敢为,领导在人前人后也颇为赏识我,但每到竞岗,我总是不在提拔名单之列。”她的同事悄悄地说:“与她同级的都提上去了,可领导即便外调也不愿提拔她,就因为她是女性。”

  我国女性参政结构上,“三多三少”问题依然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省委书记和省长仅仅出现过四个。目前,孙春兰是唯一在任的女省委书记。而自青海省省长宋秀岩辞职后,中国女省长出现空缺。在广东省政府网站所公布的57个部门中,仅有3个女性担任正职领导。

  另外,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虽然已经由第一届的12%上升到第十一届的21.3%,跟联合国要求的妇女在议会30%的比例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国际上的排名由1994年的第12位下降至2009年的52位。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的比例更加低,本届女委员比例为17.6%。

  女性官员  跨过社会和家庭的坎不容易

  “我感到最遗憾的,还是在儿子小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他整个小学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后来,我发现,自己一和他说话,他就很不耐烦。”[typage]

一位女厅级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述说了她从政及处理家庭关系的体会。尽管已经位高权重,但这位母亲说最大的亏欠还是儿子。

  “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人事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步入政坛多年,这位女厅官坦言也遇到“玻璃天花板”。因此,她认为,在与男干部一样的工作出发点之外,女干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觉得女性能够上领导岗位非常不容易,自己是很幸运的,因此要珍惜机会,搞好工作,回报组织,并且维护女干部的总体形象。

  人们普遍认为,女干部追求完美、感情细腻、心思慎密,工作起来任劳任怨。但不少人有些谨小慎微,抓的东西过于琐碎,指挥工作也会稍微罗嗦一些。她也不否认这种说法:“所以,我在工作时特别注意要抓大放小,淡化性别特征。”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桂芝是单位中“稀有的”正职领导,谈到自己的“秘诀”,她认为细腻是女性大多天生具有的,在管理工作中就要展现有魄力的一面,将细腻与干练、豁达相结合。

  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矛盾困扰着许多女性官员。“我从许多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些的确是个问题。比如我和我的儿子,小孩上中学后,我意识到我再不弥补‘母子危机’,对孩子成长会有永久的伤害。于是,当我从外地调到广州工作时,就将读初中儿子带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即使我出差也要每天通电话,四年后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当他晚上做作业时,会忽然叫一声‘妈妈’,笑一笑又继续学习。”

  此外,关于女人最敏感的年龄问题,这位女厅官坦言,在三十多岁时,她常处在焦虑中。一方面,当时担任县领导,面临完成经济指标、担心出现突发事件的压力,令她连晚上也睡不安稳；另一方面,作为步入中年的女性,她也时时想到自己要老了,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就心慌。后来,随着工作经验增多,自信心增强,已经跨入四十岁的她渐渐从容起来,懂得享受工作和家庭的乐趣。她开心地说:“从容,这的确是女干部所需的。这会令你的下级也轻松些。”[typage]

女干部最尴尬、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女处长说,都是与男女关系有关的。当男同事讲黄段子开荤玩笑时,女干部不能太认真地去阻止,否则会令大家扫兴,只能不答腔算了。如果与男性的上级或者下级多接触一些,就怕会被人风言风语地议论。“这一点对女干部的声誉和心理,都最具杀伤力。”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干部往往会被外界要求较为苛刻,“方法就是保持检点和稳重,尽量少到娱乐场所去”。女厅官笑着说:“这也是照顾老公的想法,有利后院安定。”

  妇女学者  公选不能变成选“公”干部

  女性领导结构中,越到高层人数越少,越是高层越呈现“单棵独株”。其原因,一是女性成才的整体后备力量素质薄弱；二是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对于这种女性发展“玻璃天花板”问题原因,一些妇女问题的研究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葛彬教授认为:原因有文化因素和机制因素。

  她说,人有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之分,社会传统文化对男女角色进行了定义,譬如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需要奋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都是文化因素对女性的歧视。另外,在目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上,没有做到对女性的绝对公平。很多选拔面试中,面试官员往往会倾向于给男性竞争者多一点分。

  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王宏维教授对此也有同感。她表示,现在许多地方进行公选干部工作时,对女性或多或少有偏见,选出来的干部中女性比例较低。“公选干部不能变成选‘公’干部,要出台政策提高女性从政比例,来保障妇女权益。”她说。[typage]

葛彬建议,政府有责任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和提升自身素质的通道,制定公平的政策,改进用人选拔机制,加强对女性的文化教育,真正实现男女性别平等。社会特别是对单位“一把手”普及社会性别理论,消除对女性的歧视观念,更多地关注能力。另外,全社会也要共同关注生育成本的问题,改变传统全部由女性承担生育成本的观念,让男性也休产假,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

  在一次调研中,在回答“您是否为一把手”的问题时,70%的女性领导选择“否”。这种缺乏自信心的现象,是阻碍女性自身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惠州工作的李女士(化名)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今年初,李女士因表现突出获得了晋升科长的机会,是部门正职。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但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就是因为担心无法兼顾家庭。“有家庭、有孩子的女人,当一把手肯定会力不从心。”李女士一直有这种感受。

  同时,提高领导水平也是女干部自身的必修课。王宏维说:“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寄语广大妇女,以有为谋有位,以贡献谋福祉。的确,女性只有学得好、干得好才会嫁得好。提高自身素质,端正人生态度,才是女性提高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解放途径。” 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李强曹斯 实习生张少鹏李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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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女性就业的人口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45%以上,公务员当中女性也占到40%以上。现在本专科的女大学生占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49.8%,硕士生已经达到了48%,博士生也达到了34.7%以上。

  但她也指出,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女科技工作者虽然占总数1/3,但是院士、所长的比例很低,院士当中只有5%的女性。

  她坦言,女性在事业成就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女性要生育、抚育孩子,在事业生涯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困难的,不得不停下来至少半年,或者怀孕期间多少受点影响。这不是女性个人的事,是社会人类的延续。女性不仅是为家庭做贡献,也是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因此她呼吁要在政策上给女性一定的支持,她认为这是社会对女性特殊贡献的补偿。